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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计对任何一个现代人来说都是沉重的压力,对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更难,所谓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是也。人文知识分子除了没有挣钱的特殊技能外,还有体力限制和很多内心里的道德约束,使他能够挣钱的空间比别人少了很多。
我们看到历史上众多文人穷困潦倒,也看到诸多文人在政治高压下,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计只得屈服,改变自己思考方向,违心地说假话套话,生活在痛苦的煎熬中,或者自杀以逃避与生计相关的对自己思想的背叛。在一个没有个人私产的时代,没有屈服就没有生计。我们便看到中国文人普遍的软骨病,看到独立思考在中国几乎绝迹。整整
20世纪
50到
70年代,我们只看到一个顾准,而顾准那样的悲惨是任何人都不愿意承受也不原意看到的。
蔡元培先生说:“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——而且要光荣的立住——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。尤其在这竞争剧烈的
20世纪,更要依靠学术。所以,学术昌明的国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;反之,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,没有不贫弱的。”中国需要学术的繁荣,中国需要独立的思考者,依靠国家的豢养是很难培养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,只会培养一批奔着短期功利的学术投机分子。思想的独立从来来自民间,一是民间机构的支持,一是知识分子拥有财务的自由,自己决定研究的方向,如一些贵族家庭或富裕商人家族。在茨威格的《昨日的世界》中,就讲述了犹太人在赚了钱以后的第二第三代人都不再从事商业,而是用家族的金钱去从事学术研究。
在中国民间机构支持学术还不成气候,富裕的商业家族还没有到进入精神领域的阶段。要获得让自己精神独立所需要的财富,只能依赖自己了,其途径就是价值投资,这是中国文人唯一可能获得财务自由的道路。因为价值投资需要理性,需要看得长远,只需要起初挣到
50万左右的第一桶金,遵循价值投资的精髓,不用占用知识人太多的时间,就可以让明星企业为你赚到一生饮食无忧的金钱。
在中国提倡价值投资,不仅是一条物质充沛的道路,更是成就自由思考和精神富裕的捷径。有多少知识人因为经济拮据而陷入生活的困境,不仅不能进行独立的思考,反而要制造一些精神垃圾或者为禁锢精神的力量添砖加瓦。要让中国有更多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,那就需要更多价值投资者。
如果你是价值投资者,其实你是有另外的使命的。今天的中国,过于情绪化的言论,比比皆是,思想之混乱,无以复加。但其中有多少言论是经过自己大脑思考的,又有多少言论不是在成为别人的跑马场呢?理性思考,独立思考是这个国家需要的,而这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遵循人性本有的倾向,为这个社会创造出起码的价值基础和道德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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